日本观察：女性的光彩与暗淡

本文是我为《财新周刊》撰写的日本观察第三篇。首发于《财新周刊》2024年5月6日第18期。

“在平等问题上，并没有男女的真实对立。对女性不公平的本质是社会不公平，无论男女，都是受害者”

林语堂曾经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英国乡村的房子，用美国的水电煤气设备，聘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人。”这是百年前上层男性视角的“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但是，那个年代的社会共识，没人关心那是不是中国厨子、法国情人、日本太太的理想生活。

但这至少说明，从百年前开始，日本女性就被认为是做太太最合适的。直到今天，在东亚男性心目中，这种印象恐怕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给这个印象加上形容词的话，是美丽、优雅、温顺、勤劳，能持家。

我在日本看到和认识的日本女性，也的确符合这个形象。从电车上的上班族，到超市里采买的主妇，大都穿着优雅得体，妆容精致。走路的时候，时常会被骑自行车的妈妈超过，自行车常常是前后各坐一个孩子，车前面筐子里还放着买好的菜。我认识的日本职场女性和学者，能力、视野、敬业精神，也都让人敬佩。可以说日本女性充满了光彩。

但如果看数据，日本女性又是个“看不见”的群体。所以这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日本观察的又一对矛盾——光彩照人的女性个体与暗淡无光的女性整体。

令人费解的性别不平等

2024年4月，东京大学入学式的一个大新闻，就是女生比例终于达到了20%。对此报道，我听得五味杂陈，与东大教授开玩笑说，恭喜日本，超越了阿富汗！

我的一位日本女性朋友，2003年入学东大本科，她说那一年女性比例是18%。当时定下的目标是2020年要达到30%，20年过去了，这一比例只上升了两个百分点。微不足道的变化，并没有统计学意义。相比之下，和东大有可比性的世界名校，以理工科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女生比例已接近50%，清华大学也达到35%，都显著高于东京大学。

所以，我说日本高于阿富汗，并不只是开玩笑。事实是，只有极端原教旨主义制度性歧视女性的国家，公立大学里女性入学比例会比这个数字低；凡是世俗国家，包括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内，都没有这么夸张的男女不平衡。2023年世界性别平等指数，日本在146个参与排名的国家中排125位（韩国105，中国107），比2022还下降了9位，创历史新低。作为亚洲最发达的G7国家，这一事实令人费解。

这位朋友说，她入学东大时，校内有20多个以网球为名、实为社交俱乐部的社团，只有3个接受本校女生加入；其余宣称招收女生的，实际上只招收外校女生，意图是帮东大男生寻找女友。显然，这些男生不将东大女生视为女友或太太的理想选择，而偏好那些以培养贤妻良母著称的女子大学的女生——不错的家庭背景，良好的教养，学术成绩普通，未来职业发展机会有限。

她说，上野千鹤子教授2019年在东大开学典礼上说，在日本，在东京大学，优秀女性从招生到就学，到校园文化，到社会中遇到的重重困境，她和很多东大的女性朋友们都被戳中而落泪：“你聪明能干似乎是件坏事，竟然是你被排除在外的原因——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啊！”

在义务教育教育和健康两个方面，日本实现了男女平等的社会公平。义务教育阶段指的是高中之前，女孩子有和男孩子一样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男女入学是平等的。健康指的是无论是男性女性，到医疗机构就医是不会被歧视的，有平等的机会和待遇。虽然这两个都是好消息，但是对一个发达国家来讲，这两个指标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

但在女性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方面，日本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障碍，且得分也极低。

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以后，很多家庭靠一个人的收入已经无法承担家里的开销，女性开始较大范围进入了劳动市场。事实上，现在日本80%女性是外出工作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男女在经济上平等。

首先，这80%女性中，有超过一半是兼职工作，没有全职工作的福利，也没有上升空间；也就是说，只是“工作”而不是“事业”。而男性超过80%从事全职工作，有事业晋升的空间和路径。

其次，哪怕是同样的工作，同工却不同酬，女性工资是男性的70%。同时，因为工作性质不同，有一个奇怪的年龄与薪资倒挂现象：男性随着年龄增加，工资逐渐上涨，25岁到34岁年龄段工资最低，45岁到55岁工资不断提高，这很符合常识；而女性的数据却恰恰相反，最高工资是在24岁到35岁之间，形成了可悲的“出道即巅峰”，而且是低水平的巅峰。

除此之外，名义上是为了减轻低收入配偶的税负的配偶者税收政策，实际上进一步推动了女性低收入困境。具体讲，如果一个人的年收入不超过130万日元（大概6万—7万元人民币），可以算作“抚养家族”，就不需要支付养老年金、健康保险，税收也低；如果超过130万，哪怕超过一点点，上面各项就都得支付。大部分家庭，显然女性是那个“低收入配偶”，因此进一步限制了她们的工作时间和收入。

在经合组织（OECD）里，日本是男女倒挂最明显的国家，无偿劳动时间——家务——差异最大：男性平均一周41分钟，女性高达224分钟，比男性多183分钟，几乎是男性的6倍之多。其他OECD国家，瑞典49分钟，挪威59分钟，美国105分钟，比较差的韩国166分钟。当然，所有的国家女性无偿劳动都长于男性。据联合国统计，男女差异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倍。

全球性别平等报告里，除了在家庭、职场，日本女性在政治赋权方面的全球排名更是低得惊人，几乎到垫底的地步。

一位市区女性议员，和我分享了她在政界的斗争和挑战。她告诉我，尽管她和她的同事们在地方议会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更高的国家层面，像她这样的女性依旧寥寥可数。事实上，尽管在2023年的国会中女性占了15.6%的席位，但这与北欧国家40%以上的比例相差甚远，也远低于美国的28%。

在政府内阁中，女性的代表性也很有限。尽管最近有所改善，女性大臣的人数达到了历史新高，但在内阁中的比例仍然不到四分之一。虽然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设定具体目标比例、鼓励政党提名更多女性候选人等，以改善女性在政治领域的代表性，但要真正实现性别平等，不仅需要政策的支持，还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变。

在每年3月底4月初选举季，可以看到很多候选人在街头拜票。我听到一位女性议员候选人在街头演讲时说：“我们需要改变的不仅是数字，还有人们的心态。日本社会长期以来预设的性别角色深深影响了女性在职业和家庭中的选择，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政治领域。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来改变这一现状！”

被埋没的女性和疲惫的男性

全球性别平等排名显示，日本教育排名第47位——之所以没有低得离谱，是因为日本在基础教育阶段（高中之前），男女享有教育资源的权利相对均等。这个指标对一个发达国家来讲，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到了高等教育层次，日本女性开始遭遇显著的歧视。例如，尽管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男女生的就学率几乎无差别，到了高中和大学阶段，女性面临的入学难度却显著增加。

这一方面因为大学，特别是名校的招生政策明显偏向男生，另一方面是观念与现实使然，女生自己甘拜下风。

仅以东京大学为例。女生在选择高中的阶段，即使成绩优异，也往往不选择竞争激烈的顶尖高中，这直接影响了她们进入东大的机会。在高中阶段，即便是在有资格考入东大的女生中，选择尝试的比例也远低于男生；因为强大的社会文化因素，优秀的女生会被鼓励选择更接近家庭、看起来更“女性友好”的学科，而非更好的大学。

另一方面，一旦女生选择挑战东大，她们的学术表现一点也不比男生差，至少与男生相当，甚至更好。这凸显出东大女生比例低，问题的根源并非女生的能力，而是教育和社会文化导向。

因此，日本女性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参与度低迷，便是自然的结果。尽管日本拥有24位诺贝尔奖得主，却没有一位是女性。更加令人关注的是，在OECD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考试中，日本高中一年级女生在数学和科学素养方面，全球排名第二和第三，显示出她们在学术上具有出色的潜能。然而，当这些女学生面对大学及其后的职业选择时，只有极少数选择了理工科领域，本科阶段女生比例仅为27.8%和15.8%。

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复杂而深刻。日本社会普遍期望女性担负更多的家庭照顾责任，而STEM领域的职业通常要求高强度的工作投入和时间，这使得许多有能力的女性望而却步。此外，社会对女性的能力常常持有低估的态度，这种偏见不仅影响了女性在STEM领域的自我认同，还限制了社会对她们能力的期待。

我自己在2023年国际妇女节期间被评为“芭比榜样”，并得到了一个以我为原型的芭比娃娃。获此荣誉的世界各地7位女性，都是在STEM领域学习或者工作的。这种认可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所有女孩勇敢追求科学梦想的鼓励。其中一位芭比榜样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表示：“通过分享我们的故事，我希望能激励女孩们尝试新事物，勇敢面对恐惧，将挑战视为激动人心的机会。”日本也启动了“STEM女孩大使”计划，邀请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工作的女性，成为年轻女性的榜样。

日本男性也不轻松。他们的有偿工作时间是OECD国家里最长的，每天平均452分钟。相比之下，瑞典313分钟，美国332分钟，韩国419分钟。你可能会想，这也很自然啊，男性有偿工作时间长，女性无偿工作时间长。但实际上，当男女不平等的时候，两性都是社会角色刻板印象的受害者——男性在职场投入产出越不平衡，女性单独承担的家务劳动越多。

然而，这并非是“个人选择”的结果。结构性问题，都是由历史沿革的就业惯例和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女性准备减少家务劳动而去全职工作，社会福利方面的负面影响，就会让你觉得得不偿失；如果男性准备减少工作而多承担家务，职场文化的壁垒也会让你回头是岸。一个现象的背后，当个体没有选择空间的时候，公平必然缺失。

始于家庭，终于家庭

2024年2月，我邀请上野教授在东大举行了一场针对华人的讲座，深入分析了日本女性社会地位低下背后复杂的历史、社会和经济因素。

日本一直保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自江户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清朝）开始，武士阶级的价值观和家庭结构就主导着整个社会。男性主要负责外出处理政务和军事活动，女性则负责家庭内部的事务，如经济管理、子女教育和维护家庭仪式。此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文化，进一步加强了男尊女卑和家庭内的等级秩序，也进一步巩固了传统的性别角色。

战后日本经历了迅猛的经济增长，科技飞速发展，但仍然延续着所谓“昭和家庭”（昭和年代是1926—1989）的家庭结构，只有男性外出工作养家。同时，男性则面临着工作时长没有限制的职场文化。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的“Japan NO.1”时代，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作者中，90%每周超过49小时，17%超过60小时。这种高负荷的职场文化，意味着男性很少参与家庭生活，大部分家庭内部的责任都落在了女性身上。

日本性别差异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家庭，家庭之后，是基础教育。

我访问日本公立学校时，老师会非常自豪地跟我讲日本学校的传统：每个孩子上学带的装鞋和饭盒的布包、座椅背上的棉套子，都是妈妈亲手缝制的，所以每一个人的都不一样。自然，这小小的一方天地，也就成了妈妈们无声的竞技场——手工做得好不好，在教室里一眼可以看得出来。

一位身为大学教师的在日华人妈妈，不会做针线活，于是就想在网上找到类似淘宝一样的商家做。结果发现这种商家很少，而且很贵。她最后终于找到一家裁缝店愿意做，却受到异样的眼光审视，言外之意，你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除了物品，学校需要带的精美便当，当然也主要是妈妈的工作。这些无声的要求里，隐藏着非常强的社会规训。所以，学龄前儿童就清晰地知道，做这些是妈妈的社会角色，那自然做领导就不是妈妈的社会角色。

在日本的中小学，女性教师是大多数，但女性在中小学教育系统中的领导角色严重不足。根据文部科学省的数据，公立学校中的女性校长比例，在小学约为25%，在特殊支援学校约为28%，而在中学及高中则不到10%。相较于全球其他国家，如意大利和美国，女性中学校长的比例分别接近70%和50%，日本的这一比例仅为7%；也就是说，孩子们在长大的过程中，见到的“领导”都是男性。

日本女校长联合会做过一个调查，问一年级的孩子，为什么女老师多、女校长少？其中就有人回答说，“女性不适合做领导”。所以，无论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刻板的性别教化，从小孩子入学时就根深蒂固了。

不只是男性，女性也会在不自觉中用男性视角要求自己和其他女性。在上一篇“日本观察”中，我提到日本社会缺乏创新能力的一个原因，是过度“内卷”的年轻人。然而成为这种现象背后推手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妈妈。

由于女性早早回归家庭，无法在社会上获得足够认同，便把孩子的学业成绩当作自己的成就，因此在子女教育上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名校课外辅导班成了妈妈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场所，社会上盛行一种观点：孩子能否考上一流学校，取决于“母亲的狂热与父亲的经济实力”。

在我看来，这是非常畸形的社会状态。女性将在职业上无法获得的正常的发展，转移到子女的教育中来，不但没有给日本社会带来积极影响，反而阻碍了社会的创新与进步。这何其可悲！

两性都需要改变视角

随着近年日本政府推进一系列政策，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比如，提高女性管理层的比例。东证上市公司里，高管层中没有女性的公司，从2013年的84%下降为2022年的18%，高层没有女性的公司将近两成。遗憾的是，变革不可能一次到位，同为管理层，女性的薪酬仍然低于男性。

其实，在平等问题上，并没有男女的真实对立。对女性的不公平并不能使男性获得公平，打压男性也不能实现女性公平。女性不公平的本质是社会不公平，无论男女都是受害者。前文提到男性的超长工作时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再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中国女性裹脚的传统，从北宋后期开始，兴起于南宋，到清末民初时已有近千年历史。所有人都承认它是父权传统下的旧礼教，但细思极恐的是，实施它的并不是男性，而是女性。一代一代母亲们，要求一代一代的女儿们配合这个体系，代代相传，这个体系才得以传承。这充分诠释了女性也经常会以男性的视角来看待和要求女性。而打破中国女性裹脚陋习的，也并非只靠中国女性的觉醒和反抗，而是靠有先进理念的男性。觉醒的男性意识到，对女性的这种肢体摧残不文明，阻碍了社会进步，也阻碍了男性的革命伟业。于是他们奋起抵抗，扮演了为女性抗争的英雄。

所以，就社会整体而言，当女性不被公平对待时，男性其实占不到便宜，他们只能顺势而为。只有在一个更包容、更开放的社会，无论男女，才会成为公平的受益者。如果占据日本人口半数的女性的创造力、生命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对日本社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浪费，而且可能产生一些畸形的后果，最终不仅是人才的浪费、对生命的浪费，还会制造出更多的社会问题。

来自女性的灵感与动力

上野千鹤子入选2024年《时代》周刊影响世界100人，很重要的原因是，她在结构层面看到了女性在日本社会的困境以及背后的深层原因，又在个体层面唤起女性的觉醒和作出不同选择的勇气。所以，这种学者的工作意义重大。

2023年《福布斯》报道，3位日本女性荣登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女性名单，她们是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日本银行首位女性理事清水季子、三得利首位女性CEO小野真纪子。她们不仅在国内有广泛影响，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重要的经济和政策变革。

在科技、文化和艺术领域，日本女性也可圈可点。例如，向井千秋作为日本首位女宇航员，于1994年完成了持续14天17小时55分钟的太空任务，刷新了女性宇航员在太空停留时间的纪录。在艺术界，草间弥生以其标志性的波卡圆点作品享誉全球；黑柳彻子则以其深情笔触，在《窗边的小豆豆》中描绘了童年的纯真。

2024年4月，我有机会去参观神户女学院，一所1875年创立的女子大学。它由两位女传教士创立，迄今为日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英语和高级翻译人才。陪我去参观的两位女性都是50年前就学的学生，她们英语流利，思想活跃，现在还在NHK供职，做着高强度高质量的工作。

这些杰出日本女性，不仅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卓越成就，也为日本乃至全球的性别平等运动提供了灵感和动力。就像在上一篇文章里提到的创新一样，有优秀的女性榜样、思想资源和行动力量，完全可以推动一个男女更平等的日本。

“新书《笑得出来的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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