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问题”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在国际劳动妇女节这天，我接受了《哈佛商业评论Lab》的访谈，以下是文字稿。在本篇文末可以看到我录制的一段视频，围绕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一天，来谈谈历史和现状。

HBRC：很多媒体会给您打上“三孩妈妈”的标签。您会担心大家过度关注这个标签，而忽略了您作为独立职场女性的角色吗？

当然，这并不代表着这种标签本身没有问题，因为人们很少去思考职场男性在家庭中的身份。比如，很多男性也有两个或三个孩子，但我们几乎不会听到有人会标记一个男性为：“三个孩子的爸爸”。为什么这种标签只针对女性？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在这个标签背后，其实蕴含着对女性的很多固有的观念、假设和预期，这些东西才是值得我们更多去关注和探索的。举例来说，联合国妇女署将工作的定义为两种：有报酬的工作和无报酬的工作。其中无报酬的工作就是大量家里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照顾孩子和老人，以及做家务等等。根据妇女署的数据，在全世界范围内，女性承担的无报酬平均工作量是男性的三倍。在中国，这个数字比世界平均水平还要高。这就相当于，女性在家承担了比男性多三倍的工作量，在外也要做和男性一样的工作。这种对女性的要求就是极度不平等。

HBRC：在您说的这种对女性不公平的环境中，女性有可能找到自我平衡的方法吗？

HBRC：您本身也是成功的女性管理者。在您看来，什么是女性的核心领导力？领导力的来源是什么？

经常有人说，男性更勇敢，因此比女性更有领导力。其实并非如此，在勇气这方面，女性与男性相比不仅没有劣势，还非常占优势，因为女性的心理力量往往更强大。不过总体来说，我认为男女两性在领导力方面并不是对立的，我们还是需要跨越性别的区分来看待这个问题。

HBRC：您本身也是成功的女性管理者。在您看来，女性领导人比男性数量少的现象，是否可以被归因为不公平的环境和对女性不切实际的期待？

如果用这种视角来思考，我们会发现很多性别导致的问题都是非常可笑的，只是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而已。如果你打开新闻，看各种外交场合，国际峰会的画面，你会发现参会者基本上都是中老年男性，鲜见女性的身影。大家对此却一点都不会感觉不合理。可如果你看到的在开会的人清一色都是女性，很多人反而会觉得很奇怪。

我认为当一个社会对女性不公平时，受害者绝不仅仅是女性，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女性的利益受损，一定也会影响到男性群体。一个社会越早、越全面地看到女性平等的重要性和支持这个群体，受益的人就会越多。不过意识到问题是一回事，改变更为艰难。大家会说，这个问题已经存在这么久了，我们又能怎么办呢？但我认为，还是有很多人在努力去推动这种改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首先就是要允许大家去讨论它。讨论就是改变的前提，讨论出结果后，就可能会出现行动，然后逐渐推动社会进步，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HBRC：面对当时不确定的时代中的各种挑战，应该如何管理自己的焦虑情绪？

面对这种焦虑，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最简单的就是两种方法：抽离和屈服，也就是要么躲开，要么我对你言听计从。这两种方法的本质其实都是放弃，放弃改变的机会和权力。但几乎所有我们看到的智者，都是选择了第三条路，即所谓的转身面对。这就需要我刚才谈到的勇气，需要提高自我觉醒的水平，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看待问题，从而获取更深层次的管理的力量。

HBRC：您说的这种管理的力量是可以习得的吗？要习得这种力量需要如何改变自己？

人只有在困境中不得不改变时，才会真的改变。当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出了问题，你说的话别人都不听，你想做的事做不成，你才不得不去改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直要通过“被逼”的模式来改变自己，这只是个开始而已。一旦你形成了改变的习惯，更有意识地去思考自己，就会产生主动的变化。内外共同的驱动，才能产生最终更好的结果。

HBRC：请给年轻的女性职场人一些建议？

第二个因素就是在经历中，我们是否能够接触到一些自己曾经缺少的维度。比如你很擅长做技术，但新工作要锻炼你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再比如你喜欢相对独立的工作，但在新的维度上，你必须更多地与人协作。能见到和接触到各种维度的工作，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就构成了经历本身。

除了经历，我们还必须时常反思。反思是人的学习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进步的重要内在工具。通过反思自己的经历来不断进步，思考哪些错误是我的问题？我为什么会这么反应？我下次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这件事？经过反思，我们就又创造了新的经历......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增强自己的能力，最终达到自己职业的理想状态。